我们可以在不少小说中看到“巧构的情节”，许多人有不同的解读。譬如，俄狄浦斯情结是如何地与“精神分析”学派相契合，双面间谍的觉醒是如何地“具有人性的复杂”。诚然，这些都是其中的原因与因素，但又不全是。

不妨考察以下情景：林冲被带入狮子林，正要被“谋害”，此时，斜刺里杀出鲁智深。另一个情境是，一个敌方的狙击手瞄准了我方的司令，镜头推向敌方狙击手的瞄准镜；一声枪响，地方狙击手应声而倒，只见镜头切给了我方的卧底。如此种种，我们很难用“巧合”、“命运”来解释。

今天听四川大学赵毅衡老师的叙事学课程，了解到，推动情节的力量，有人认为并不是“叙事者”，而是“情节本身”的张力。我们由此可以解释许多作家口中的：不是我要把主人公写死，而是情节发展至此，主人公不得不死。

同理，主人公也有不得不复活的时候，比如，使命还没有完成，出于影片的“正能量”考虑，主人公是不会轻易死去的。金庸的小说中许多主人公就是如是“复生”的。

看多了这些叙事，有的时候会有一些“副作用”，那就是看小说、看电影的时候，似乎并没有太大的“紧张感”与“带入感”了。

悲剧的命运，在于其注定的结局。而这种结局，是可以在叙事结构上加以“昭示”的，所谓草蛇灰线、伏笔千里，为功力所在。为何《红楼梦》后四十回，多被认为不为曹雪芹所作，个人的体会，一是在于其叙事话语的风格，而更多被提及的是其情节的发展有违前八十回伏笔。批阅十载，增删五次，为的何尝不是一个混元一体的结构呢？

情节与结构的关系，通过叙事加以彰显。“叙事”本身的特点，制约了情节的特点。叙事本身就是一种话语建构，自然有其“戏剧性”所在。因此，很长一段时间内，“巧构的情节”一直是小说的一大卖点。

意识流的叙事和荒诞派的出现，让我看到了一丝反常规的力量。不按照情节惯性出牌，也是后现代的反叛了。

所谓《等待戈多》，等待的究竟是什么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。抽离了命运与巧构型情节，我们向自由的叙事开始进发。做到纯粹的叙事，摆脱情节与命运的制约，是一次实验，也是一次观念的冒险。这与后现代的多中心与去中心化的精神相契合。摆脱了宏大叙事，我们能够做到的，应当更多。

朋友们在写作的时候，可以结合叙述目的，有选择性地将两种风格加以结合，力争创造出更多更优秀的作品来。